二、從佛教傳播的途徑上觀察
佛教初傳中國並無一定的管道，因此無論是「傳說」或「信史」階段，
應皆以民間的信仰交流為基礎，此因中國向來不以對神的信仰為崇拜
對象，外加主流文化向以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，故於士大夫一類之族
群中，必然遭遇嚴格的審度與觀察。 然而，沉浮於茫茫的人生苦海，
人性中心理依託的慈航，必然會有士大夫相應的； 正如楚王英事件
確實反映出東漢中期，民間乃至士大夫階層所產生接納與包容的態度！
但此時應仍停留在「信仰」之階段，對於「義理」及「禪觀」等深入的
生命改造工程，可謂尚一無所知； 直至安世高將禪觀引入，才有具體
的生命改造工程之探討。
此一時期，安世高重「定」（技術面），而支婁迦讖則重「慧」（工程面），
但是對於其所提出的生命改造工程，仍多缺失。 一則以佛法中的語言
模式及思惟模式，尚未架構起來； 二則以中國人重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
平天下，然於格物、致知、誠意、正心之環節，認為浮虛而無實用價值，
故自董仲舒以降，儒家即未在格、致、誠、正的層面下工夫； 因此，
對於佛法中此種將身、心、靈皆加以改造的實務工程，一時之間未能
全然接受。 此外，更以格義之學對之，實乃強勢文明接納外來文明之
必然宿命；逮至道安法師呼籲──放棄以格義之法而訓斥佛經之義理，
格義之桎梏方得以解除，佛教之義學方得以釋放。 唯此，對於佛法之
修學才得以全然的接受，從而建立嶄新的中國佛教！
於道安革新之基礎上，鳩摩羅什始能在長安的消遙園（即今草堂寺）
大放異彩，從此奠立中國佛教波瀾壯闊的偉大史詩！ 此一偉人鳩摩
羅什，實為中國佛教之八宗共祖，而草堂寺更是八宗祖庭！ 然就
鳩摩羅什之成就言，其於「中觀論派──義學」層面的迻譯與詮釋，
事實上遠大於「瑜伽行派──禪觀」方面的實踐成就。 若就消遙園中，
鳩摩羅什與佛陀跋陀羅的弟子之爭，可見定、慧兩派之間的不相容，
亦見「中觀論派──義學」此時位居上風； 因之，覺賢一系的
「瑜伽行派──禪觀」只好南走建康。 這也是後來佛教於隋唐盛世，
能為中國士大夫所接納的前期資糧與基礎。 由於中觀論派的獨擅，
亦為開元三大士的「真言壇城行法」預留了莫大的空間，致使真言宗
於開元年間，能在朝廷內迅速崛起！
宮廷佛教發展的趨勢，約略如此。 那麼以覺賢、慧遠等為首的社會
佛教，態勢又如何呢？ 覺賢為《六十華嚴》的大譯師； 慧遠更是
著名的法匠，無論在南方也好，社會佛教也罷，於「義學」層面不遺
餘力地推動著，尤以唯智之法性（般若空性）思想為甚。 另一方面，
覺賢更是大禪師，尤擅禪觀及三昧力的修證； 而慧遠的廬山結社、
東林寺之念佛行法，更是歷史大事，此等皆證明了「禪觀」於社會
與佛教中的普及與深化。
值得一提者，法顯、義淨、玄奘等大師的西行求法，應是為禪觀行法
之缺漏，而非義學領域之有所憾。 換言之，除前述羅什與覺賢之衝突
以外，玄奘等人的求法之行，更證明了當時禪觀行法之不足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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